图为：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著名电信专家阚凯力
对话语录:
大家都说“老阚没什么别的，就是把电信桌子底下的事翻到桌面儿上了”。
我在美国混得不错，凭着我斯坦福的博士学位，做个教授问题不大，但是除了混碗饭吃还能怎么样？
20年前，不要说垄断，装个电话都很困难，90年代初很多人排队交5000块钱初装费，所以要肯定成绩。
只要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就好。曾国藩曾经说：小胜在智，大胜在德。
不能指望企业采纳公众呼吁
本报记者：几年前，你反对单向收费，现在，各种单向收费的套餐都推出了，但老百姓还是不满意，似乎觉得又进入了一个消费陷阱，你怎么看？
阚凯力：我反对单向收费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现在我还是反对单向收费，因为单向收费是一个不科学的做法，会损害消费者利益。但是由于媒体的炒作，把现在的作法说成了单向收费。现在的做法实际是在双向收费框架下的接听免费套餐，并不是单向收费。当然，目前的做法总体来说还是比以前便宜，所以媒体把它叫作单向收费，我也就不去争论了。但是，仍然有一些消费者还不满意，这也是必然的，这需要一个过程。现在电信资费的调整力度比几年前强多了，实惠还是有的，但也还有下降的余地，事物总得有个发展过程。
本报记者：目前公众一直在呼吁取消月租费，但没有实质进展，你也曾经说过，漫游费成本几乎为0，你认为为什么公众的呼吁不被采纳？
阚凯力：你让企业大公无私是不可能的，它们是要赚钱的，所以不能指望企业采纳公众的呼吁，只有通过竞争和优胜劣汰去逼迫它，或者通过政府监管的强制手段。另外，对于月租费也必须区分手机和座机，它们从本质上是不同的。这就像出租车与包月车的区别。出租车是按公里计费，你坐多远的车，交多少钱，你不坐的时候出租车会去拉别人。这就相当于手机的网络，手机的网络容量是你不用我用，我不用他用，它的网络资源是所有手机用户共享的，所以你用多少交多少费用。但包月车就是用户专用的，你不坐别人也不能用，所以你不能说里程少我就不给钱。座机与包月车是一样的，它的线路从电话局到你家里或单位，除了你别人用不了，交换机里面的号码对应一定的设备，也是你专用的。所以，市话与移动电话成本根本不同，座机是独占资源，手机是共享资源。所以我反对座机免月租费，但座机无论你是否打电话，成本都是一样的，所以座机不应该再收通话费。另一方面，手机应该只收通话费，月租费收得没有道理，目前通过套餐的方式在取消过程中。另外，漫游费确实应该免，成本接近于零，年底信息产业部会出新政策。
本报记者：国际IP电话已经开始涨价，引起公众的议论，是什么原因？
阚凯力：长途电话都是主叫方付费，主要成本之一是外国公司的结算价，就是要付给外国公司的钱。这与国内电信的技术、网络等都没有关系，不是国内电信的问题。过去的非洲、南美洲、越南、柬埔寨本来跟我们交往比较少，电信运营商在这方面实际上是亏损的，但因为量少，他们也没有计较。但现在咱们国家跟这些国家交往越来越多，所以就得考虑涨价。
电信重组与伊索寓言
本报记者：有消息说，国资委今年第四季度重新启动电信重组计划。依你的观察，此次重组的目的是什么？会达到什么效果？
阚凯力：现在各种方案五花八门，无非就是把运营商摆来摆去。这就像伊索寓言里讲的，有家禽、家畜，猪、牛、马、鸡、鸭等，组建了个乐队，吹出的音乐不堪入耳。后来大家坐下来研究原因和解决办法，结果是调换座次搞“重组”，最后吹出的音乐更加不堪入耳。现在电信最根本的矛盾是纵向整合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运营商无论怎么重组都不解决根本问题。原来的电信产业结构是纵向整合，谁铺线架杆、有物理网，谁就可以搞应用。但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之内，电信技术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物理网的容量随着光通信普及，状况根本改变了。尤其是光缆一铺下去，容量太大了，任何一个运营商都用不了。所以必须进行产业结构的改革，实行网络与业务的分离。物理网应该是独立的，谁要用都可以用，这样就可以提高效率，也避免重复建设、节约投资。现在光缆很便宜，电信传输的成本已经逼近于零。网业分离后，它的容量和带宽就能发挥作用。现在这种格局，它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造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目前的电信重组不涉及产业结构，重新分堆，也就是说都是土豆，无非就是一堆还是几堆的问题，还是烂土豆，怎么折腾，都不会有好结果。
本报记者：如你所说，目前这种落后生产关系制约生产力的发展，你认为中国电信业会不会因此丧失很多机会？
阚凯力：任何事物都有发展过程，大江东去，长江也不是笔直的，不破不立，破坏旧的自然就会损耗掉一些人的利益，必然有曲折有斗争，这是必然的。最本质的要靠竞争。目前是竞争不充分。
打破垄断有时间表吗
本报记者：在你看来，这都是由于垄断造成的，那么打破垄断有没有时间表？
阚凯力：应该说现在是在打破的过程中吧，至少现在比2000年前强多了，这就是进步。所以我觉得看问题应该从两方面看，当我们沾沾自喜的时候，要往前看，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当我们悲观失望的时候，我们要往后看，成绩巨大。全世界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改革开放没有一个国家比得上中国，电信业也包括在内。20年前，不要说垄断，装个电话都很困难，90年代初很多人排队交5000块钱初装费，所以要肯定成绩。中国的电信业具有全世界电信业的通病，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垄断，甚至都是政府垄断经营。最近20年全世界都在进行改革，这是中国电信行业和全世界面临的共性问题。
另一方面，咱们国家还有自己的特殊性。以前是计划经济，现在向市场经济过度，这又是我们国家的特殊性。比如电信企业都是国有企业，上面有国资委，国资委的任务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国资委成立就是错误的。为什么呢？你怎么能够成立一个很重要的政府部门，专门让垄断公司多赚钱，那不是让他们攫取更多的垄断暴利吗？这就是中国特色。如果西方国家的垄断寡头串谋操纵市场，政府一旦发现，会严格处分的，至少是巨额的罚款。前年法国有3家移动运营商，抬高资费，被罚了几十亿欧元。但中国呢，运营商搞价格战，国资委都不高兴，说这是恶性的，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价格战制止不住怎么办？2004年年底，几个一把手轮换。但是西方垄断寡头的高层在一起打高尔夫或者喝杯咖啡，如果被媒体看到，至少都会遭到警告，抓到证据就会给予巨额罚款，甚至送进监狱。咱们国家国资委却经常召集大家开会，不去不行呢，这就是中国特色。
所以中国电信行业既有全世界的共性，也有自己的个性。有个过程，还得继续往前推进。
本报记者：你的很多言论是否对国内电信业存在的问题有一定推动作用？
阚凯力：长江中的每一滴水都在发挥自己的作用。我是当教授的，是专门研究这个的，发表文章或者说法多一些，也是应该的。要不国家养我干什么？
本报记者：当初，你反对小灵通的产生，认为那是一种退步。现在，小灵通也在逐渐淡出，是不是你的预言应验了？
阚凯力：可以这么说。当时我说这话好像是2003年夏天，是小灵通发展最快的时候，我说小灵通最多有3到5年的时间，不可能持续发展。其实对小灵通的预言都不是我最早说的，信息产业部内部研究过多次。电信业内没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说小灵通好，但就像皇帝的新衣，只是没人说而已。小灵通从技术上讲，结论很明确，小灵通技术先天的特性就是个鸡窝，搭不大，也就是一个无绳电话的变种，本质上不适应提供大规模公众业务。但中国电信把中国移动分出去以后，只剩下固网了，收入低，成长性也不好。它为了抓一个增长点，就利用市话网搞起了小灵通。用户少的时候还能用，用户多了通话效果就不好。小灵通现象在中国独一无二，也就是中国电信和网通搞，其他的都不行。吴鹰的UT斯达康就在那个时代应运而生，但后来随着小灵通的没落，他也遭遇到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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