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化部门利益膨胀,“大部门体制”值得期待,但是不宜过高期待。部门利益膨胀成因复杂,不仅有极大的广度,还有无比的深度。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部门利益当中有着极其复杂的集团利益、小团体利益、领导个人利益,这些利益不会因为体制的改变而自然消失。
部门利益膨胀涉及的不只是一般政府部门,因为中国政治体制特殊,诸多政府职能延伸到执政党以及人大系统。因此,成功的“大部门体制”改革,肯定会牵动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和涵盖到党政、人大等权力系统。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建立起来的很可能是貌合神离而不是浑然一体的“大部制”。因此,“大部门体制”改革必须要考虑党的权力和政府权力的合理有效对接。
“大部门体制”改革当然必须有政府的职能调整,但是政府职能问题只是部门利益膨胀的重要成因,而不是惟一的。实际上,政府及其部门的成立,都有一个“委托—代理”关系,而只要有“委托—代理”关系,就有“道德风险”问题。即便政府转换了职能,从“经济主导型政府”成功转变为“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也不可能与经济绝缘,弥补“市场失灵”依然是其重要职能。但只要政府干预经济,就很可能落入“诺斯悖论”:政府本应提供公正无偏的公共服务,但由于种种原因,往往打着提供公共服务的招牌,谋取自身利益,最终提供的很可能是“公共灾祸”。因此,只要政府干预经济,只要政府有部门,就一定会出现部门利益。
“大部门体制”极有可能把分散的部门利益积聚为集中的部门利益,减少部门利益的广度,但是有可能加剧部门利益的深度,因此治理起来可能会更难。
部门利益膨胀归根结底是权力滥用问题,权力只有充分接受各类监督,“在阳光下运作”,滥用才能被有效抑制,从而遏制部门利益膨胀。实行“大部门体制”,部门权力更大,监督约束更难,更易于谋取部门利益。
给自己开刀,拿自己开刀,决心很大,勇气可嘉,但是具体运行却是艰难。所以,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瘦身运动”,一直重复着“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周期性循环道路。作者江涌
[责任编辑:front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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