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教授
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本科毕业，1987-1989年任世界银行顾问，1991年获哈佛博士学位之后任密执安大学助理教授，1997-2003年任教哈佛商学院，2003年起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已经出版的作品包括：《中国通货膨胀和投资控制》（1996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1998年新加坡东南亚研究学院）。
人民币首度“破七”，令正在举办的广交会备受各方关注，纺织、鞋业、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订单下滑早在人们意料之中。事实上，珠三角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转移之痛：成千上万的工厂面临关闭潮，数量更为庞大的中小企业正在计划迁离这里。昔日热闹、辉煌的“世界工厂”会不会成为历史？在时下高压、躁动、犹疑、对峙交织的阵痛中，广东正站在裂变的十字路口。
在广东这块土地上，可能有几百万个潜在的“马云”，关键是如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机制，让他们能够成长起来。
南都：作为一个商学院教授，你曾经对中国的吸引外资政策和本土企业状况进行了十多年的考察和研究。那么，你现在所在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发起了“中国实验室”项目，来帮助中国的小型创业企业，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来设立这个实验室的？实验室的具体运作又是怎么样？
黄亚生：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在数量上非常巨大，但质量却普遍低下。根据全国工商联2006年的调查数据，有几个指标很能说明问题：员工培训支出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例平均仅有1%左右，更有25%的企业对员工的培训投入是零。2000年后，中国的宏观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企业科技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并没有随之增加。举个例子，现在广东面临劳动成本提高、原材料成本提高等挑战，如果企业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和管理，再有自主创新能力的话，它就能消化这个挑战。让我们看看上世纪80-90年代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当时他们都碰到类似问题，什么货币升值、劳动力成本提高等等，但他们比较好的企业并没有因此丧失竞争能力，反而抓住机遇，成长为大型跨国公司。丰田汽车在上世纪80年代时还在生产低档汽车，并不比今天的奇瑞强，但在日元升值以后，丰田马上在产品上进行革新，推出了雷克萨斯等高档产品，从而实现自己的升级转型。相比之下，我们中国的企业显然没有日韩企业当年的那种应变能力。我在MIT一直是做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我常问自己，能否做点什么，来帮助中国的中小企业提高它们的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创新，主要是靠中小企业。这就是发起中国实验室的最初想法。
我在MIT商学院的学生其实是个巨大的资源，他们大多不是本科毕业就来读书的学生，是已经有了几年工作经验的年轻人，年龄二十七八岁，而且他们不少原先工作的地方是像麦肯锡、高盛这样世界一流的咨询公司或投资银行。他们在我这边上学，我有两年的时间免费使用这些资源，中国实验室正是基于这种考量，可以给中国的中小企业免费提供培训。这个项目我们已经做了7年，至于挑选企业的标准，有的是通过比如与我们合作的复旦大学商学院的校友推荐的，有的是我熟悉的某些风险、私募基金投资的企业，但都是近来成立的创业型公司，今年有20家申请，我们只选择了其中12家，广州
也有3家。我们对通常认为的高科技企业并不最感兴趣，我们更看重跟老百姓日常生活相关的企业，比如这次有杭州的一家做社区医疗的公司，有广州一家做经济型连锁酒店的公司，还有在昆明做家具和支线航空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让中小企业认识到商业管理对他们的价值。
南都：作为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中小企业的数量、产值一直居全国之首。但是，目前广东的中小企业发展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前段时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去江浙考察时还亲自去杭州拜会马云，力邀马云来广东合作，开辟广东市场。你怎么看待马云现象？在扶持中小企业创新方面，政府能做些什么？广东又有那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黄亚生：为什么中国好的私营企业都出在浙江？马云刚开始创业是在上海，他觉得上海经营环境不好，才跑到浙江。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政府最好不要去做干扰企业运作的任何事情，只要把当地的经营环境做好就可以了：比如取消复杂的审批手续，不要去打压个体户，在金融上对中小企业提供一些信息，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一些贷款担保，等等。至于邀请马云来合作，可能更多地是一种姿态。马云不是拉过来的，而是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让他自己成长起来的。
我们应该这么去看待马云现象，上海没有留住马云，也许是个个案，但没有留住马云，为什么也没有产生刘云、李云、赵云呢？这就是体制和环境的问题了。广东应该这么去看待马云现象：在广东这块土地上，可能有几百万个潜在的“马云”，关键是如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机制，让他们能够成长起来。否则，即便是马云本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你让一个官员去判断，此人10年后能否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他肯定是判断不出来的。我也判断不出来。马云是不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最终要靠市场来决定。如果是市场运行的话，自然有马云脱颖而出。我觉得，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吸取浙江模式的经验，给予企业更多的经济自由。
南都：资金匮乏是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那么，英法美日这些走在前面的国家，他们对推动中小企业的创新与发展有些什么扶持政策？他们的中小企业融资手段主要有哪些？
黄亚生：这些国家对中小企业的重视，其实就体现在我刚才讲到的就业，西方民主国家非常重视就业，而就业主要就是由中小企业提供的。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大企业的银行贷款通常是不提供担保的，但会给中小企业提供一些风险担保。而在中国恰恰相反，政府只给大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提供贷款担保，小的企业不要说担保，反而还会限制银行对他们的贷款。
现在学术界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保护中小企业，不仅能促进就业，还能促进技术进步。学者的研究表明，美国绝大多数的创新来自于中小企业。硅谷，我们在中国经常提这个词，但从来没有人研究“硅谷”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些从硅谷里面成长出来的巨人，刚开始都是个体户。现在的微软是一个IT巨人，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但是，微软在1975年是个什么公司？就是一个个体户，两个没毕业的大学生去创业。等到微软变成世界500强之后，它很多创新技术都是通过收购小公司获得的。中小企业对社会的贡献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带来就业，二是带来竞争，三是大企业的知识创新动力普遍很弱，需要通过收购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来获得创新能力。
反观上海的做法，是把小企业全部赶走。有一次我和上海的官员聊天，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的回答冠冕堂皇，产品需要更新换代。我就继续问，什么叫产品更新换代？举个例子，一个是生产纺织品的工厂，一个是生产计算机键盘的工厂。你如果让一个官员作判断，哪个是高科技产业？他肯定会回答，当然是生产计算机键盘的工厂。事实恰恰相反，现在纺织品生产的科技含量到什么程度？法国一家生产运动衫的企业，雇佣MIT的生物学家做产品设计，研究当人体出汗时，这个产品对人的身体有什么反应，技术含量非常之高。而生产计算机键盘的工厂，技术含量反而非常低。如果让市场上的那些纺织企业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它们自然会向高科技这方面发展的。但现在政府一下把他们全部关停赶走，官员取代了市场，它们就丧失了转型发展的机会。
在政策条款方面，印度对外资的开放是领先于中国的，但实际的情况是外资不愿意进去。外资为什么不愿意进去？这是因为印度的政策是既鼓励外资，又鼓励内资，外资进不进入，主要取决于它对在这个市场的竞争能力的判断。
这种行业的转移和升级应该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发生了，本来早就应该去贵州、广西、湖南建厂了。问题是，当时调整的是劳工自己，贵州、广西、湖南的劳工跑到广东来了。所以这个问题就积累到现在，本来是一个逐步调整的过程，现在需要一下子调整，当然会对广东的经济打击很大。
南都：我看到《福布斯》杂志曾对世界上最好的200家小公司进行排名，印度有13家企业上榜，而中国仅有4家。我也看到，你和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韩泰云在2003年合作发表于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印度能否赶超中国》曾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关于两个国家竞争力和发展模式的讨论。那么，同为发展中国家，印度在中小企业创新方面，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黄亚生：印度有很多劣势，比如基础教育做的不好，比如劳动力市场非常死板———这个劣势正是中国目前要实行的。但我的一个观点是，硬件的障碍是一个企业家能够克服的，而软件环境的障碍恰恰是企业家自己没法克服的。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硬件条件也不是很好，但它有良好的企业制度，所以它就能克服这些硬件障碍。而且，印度在意识形态上是支持自由企业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没有障碍。印度现在有几个城市正在把它的机场部分私有化，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很多评论家认为印度在开放外资方面落后于中国。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在政策条款方面，印度对外资的开放是领先于中国的，但实际的情况是外资不愿意进去。外资为什么不愿意进去？这是因为印度的政策是既鼓励外资，又鼓励内资，外资进不进入，主要取决于它对在这个市场的竞争能力的判断。比如美国完全是对外资开放，你很难想象外资会去美国开一家CPU公司来和Intel竞争。内资的竞争力太强，外资就不愿意进来。另外，印度的金融体制比中国完善很多，原因就是对私营企业开放。印度早在1991年开始实行银行业的私有化改革和市场开放。所以，印度的银行对私营企业的支持远远大于中国，印度也因此成功地成长了一批能够与欧美最佳企业在国际上竞争的企业，譬如软件巨人Infosys和Wipro，医药及生物技术大王Ranbaxy及Reddy博士实验室等等。而我们中国经济发展30年了，却没有产生这种跨国公司（除了少数国有垄断企业去国外购买能源资产）。现在印度的企业大规模去国外并购，印度流出的资本相当于流入的三倍，而且这些完全都是私营企业。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比较好的就是联想，实际上，联想是一个在香港注册的企业，如果它在中国内地注册的话，远远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
南都：刚才你说到印度依靠内资发展的经验，而我们走的却是依靠外资的道路。有这样一个数据，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已经吸收的FDI（外商直接投资）达到6000多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日本战后50年间吸收FDI的10倍。现在，中国各级政府没有不提招商引资的，尤其是要引外资。即便是以民间资本充裕著称的温州，市政府也推出了“一号工程”，以远远高于民企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我看到这样一种说法，温州希望借助那些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的进入，来实现所谓的经济转型与升级。请问你怎么看待政府这种“重视外资，压制内资”的做法？引入外资，能否促进经济的转型与升级？
黄亚生：应该说，在“亲外资”这方面，温州是“落后”了。现在国外的经济学家有非常多的研究表明，外资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贡献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过去有一个口号，“外资能带来先进的管理技术和高精尖技术”。这个口号是很没有道理的。首先，真要引进管理技术，雇一个职业经理人就可以了，这个是非常简单和容易的；其次，如果企业自己都不重视管理技术，不向自己的员工投资，建立人力资本，为何要在口号上提“引进外资提高管理技术”呢？最后，到现在为止，世界上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恰恰是使用外资最少的，比如韩国和日本。
我一点都不反对全球化，我反对的是：全球化就是引进外资。其实，全球化有很多方式，比如贸易往来。上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在韩国的一项调查表明，技术转移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和外国企业做贸易：如果我是你的上游供应商，我把产品供应给你，为了确保产品的质量和供应，你肯定是愿意把技术传授给我的，虽然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股权关系。比如韩国三星集团，当年也是通过给美国的跨国公司做供货商，从中学到技术和管理。为什么中国不能通过做供应商而学到技术，非要通过外资呢？北大有学者曾经利用中国统计局一个非常详尽的数据库来研究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有没有技术转移的效应，结果他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外资企业能给内资企业带来技术转移效应。反而是如果一个地方外资多的话，内资企业的发展水平就会更低。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各级政府甚至学界都认为外资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呢？那是他们没有明白一个道理：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他们经常看到经济增长了，外资也增长了，于是自然而然地认为，因为外资进来了，经济才增长了。更合理的解释是，恰恰是经济增长以后，外资才跟着进来。我们来看30年来的改革开放历史，上世纪80年代时中国有什么外资？除了深圳等有限的几个特区外，基本没什么外资，但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丝毫不逊色于90年代及以后的经济增长，甚至在质量上还要超过90年代———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农民的收入在增加，对环境的破坏不是那么严重，能源使用占GDP的比例一直在下降。我们再看看温州的发展史，温州之所以富裕，根本不是靠外资，而是依靠内生的力量。温州模式的经验就是，实行更多的经济自由化，比如默许地下金融的存在，默许各种私有产权的存在。广东的案例也很有意思。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去过深圳，当时有一个感觉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当时我碰到很多从吉林、辽宁来深圳创业的企业家，他们在“社会主义”的东北做不了企业，只好跑到资本主义的深圳来创业。深圳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创业模式，就是既吸引外资，也吸引内资。
而后来的上海模式恰恰相反，是通过牺牲内资来扶持外资。我们最近做了一个统计表明，上海的内资企业在全国30多个省市区的排名非常靠后。大家其实也都知道，上海没有自己的品牌。这并不是上海人不聪明，或者上海人不会创业，上海人在上世纪30年代是一个非常具有创业能力的城市，荣毅仁不就是当时的上海人嘛！原因何在？就是由于政府的“重外资，轻内资”政策，造成内资企业没有一个成长的过程。现在老说中国企业没有创新的能力，内资企业的制度环境这么恶劣，它如何能有创新能力？
南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一个行业，只要有一个大型国企进入，民企通常就没办法跟它竞争，因为这个大型国企最主要的股东政府是唯一可以随便使用暴力，解释法律的，而民企就因此成了第三第四等企业公民。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国内石油巨头利用对油源的控制，不仅不开放行业，反而采取诸如停止供油等手段来打击民营加油站，导致以前进入的民营中小加油站纷纷倒闭。同时，垄断石油巨头还经常人为制造油荒来造成涨价压力，危害了老百姓的民生和国家经济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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