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软件外包中国逻辑：摒弃1.0抓住2.0？_国内IT新闻_科技

论证软件外包中国逻辑：摒弃1.0抓住2.0？

http://tech.QQ.com　 2008年05月29日11:15 　南方报业网—21世纪经济报道　　评论0条

本报记者黄婕刘方远

2008年，中国软件(13.15,0.03,0.23%,吧)外包服务市场持续快速增长，全球软件外包产业依旧炙手可热。

然而，与两年前相比，软件外包企业们已经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变化。次级债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人民币升值以及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已经真实地展现在面前，而基于成本的“外包1.0”产业正逐渐向基于技术和人才的“外包2.0”升级，对企业的战略制定提出挑战。

另外，各个地方政府对软件外包服务企业的争夺进入前所未有的白热化阶段，软件外包产业基地的发展正渐入佳境。这对企业决策者和产业政策的制定者们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说中国软件外包的快速发展主要受益于国际产业转移，那么伴随着与中国竞争的外包产业基地的增多，中国软件外包服务产业的未来竞争力将更多地依赖于中国企业自身：如何找到适合的市场定位，如何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如何进行品牌塑造，都成了至为关键的问题。

“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面对软件外包市场竞争的风起云涌，5月23日，《21世纪经济报道》邀请了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相关企业、政府人士及风险投资家共聚上海，通过研讨方式，把脉产业共叙发展。

（黄婕）

嘉宾：

发改委体改所产业研究室主任史炜

苏高新软件园董事长汤建翔

IBM中国全球服务执行中心解决方案和转移管理全球领导岑惠彬

文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裁陈立峰

东软集团副总裁邢波

用友工程总经理邵凯

EMC中国研发中心副总经理李映

万国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副总裁郁珉

东望软件总经理黄为桥

联想投资董事总经理陈浩

萨蒂扬中国商务智能和数据仓储业务负责人 Sushil Asar

次贷和人民币升值的影响

是正面的

经济好的时候，客户想外包，因为希望做得更好。而在经济衰退时他们更想外包，因为可以减少成本。

主持人：自去年底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以来，中国的出口企业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加上人民币持续升值的不利因素，江浙和广东一带甚至出现不少中小型制造企业倒闭的情况。软件外包作为出口产业的一种，是否也受到了同样的冲击？

邢波：次贷和人民币的升值，对于东软来讲影响比较小，日本的外包业务占了我们总业务的86%。说人民币升值实际只对美元，综合我们拿到的其他国家业务，影响是比较小的。不过外包企业已经开始感受到了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会使整个企业的综合利润有很大的变化，现在挑战刚刚开始，不会在某一个时刻真正的结束，我们的业务形态还存在，跟其他国家存在着规律的变动，那么我们会一直持续下去。

邵凯：人民币升值是有影响的，中国的员工工资在提升，上海的房价也在提升，公司运营的成本越来越高。像IBM是我们的客户，把他们的一些业务外包给我们，他算得很清楚，我一个人占的成本是多少钱，他不会增加我一分钱。

对于提供IT服务的公司，它的成本是透明的，如果给日本公司打工，一个人的成本就是25万日元，在中国的物价涨了很多，对接收日本的外包会有影响。

对于一个从事外包服务的公司，如果为最终客户提供最终解决方案和提供技术，人民币升值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可能不会很大，因为客户买的不是人员和资源，他买的是服务。

郁珉：关于次贷和人民币升值，我认为积极面多于消极面，我们先看一下应用软件服务外包的趋势，这个是不可改变的。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个趋势是，来自欧洲市场的外包从去年到今年基本上都有8%-9%的增长。第二个趋势是，中国的离岸交付能力很快，这个是跟国家的推动政策有关系的。

说到人民币升值，我们看全球的情况，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还比不上印度卢比的升值快，所以我觉得中国在这个挑战上面受影响并不大。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一个全球经济大合作的环境当中，中国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前所未有的，无论是石油引发的危机，到现在的次贷危机，中国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来缓冲危机。从所有的跨国公司来看，和中国结合度越高的公司表现出越强的抗危机能力。而跨国公司和中国的业务结合越紧密，越能认识到中国在IT外包服务上的优势。

主持人：也就是说，中国软件外包业的竞争力并不会因次贷危机和人民币升值而削弱？

岑惠彬：在经济往下走的时候, 对中国软件外包企业发展的影响应该是正面的。无论美洲、欧洲还是日本，他们的经济在往下走或者遇到激烈竞争的时候，其大公司对现有的业务系统需要增加它的维护效益，并且要推出有竞争性的新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外包，外包可以解决它的需求，这个影响一定是正面的。

对我们中国还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从美国回来的人都知道, 国外华人IT人才很多，在这种经济情况下，回归的华人IT人才会增加, 这个回归不是技术回归，因为我们国内的技术已经很好, 回归的华人会带来业务上的知识和管理的能力。

Sushil Asar：关于次贷和经济衰退的影响，根据我的经历得出的经验是，经济衰退以后外包还是会增长。因为不管经济衰退还是不衰退，外包不会受影响。而且这也不是我个人的观点，有很多的科学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在经济好的时候，客户想外包，因为他们希望效益做得更好。而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他们更想外包，因为这样可以减少成本。

李映：我认为，如果你是提供技术和人才外包的公司，其实你是在跟美国竞争。但是如果你仅仅是成本外包的话，那么随着人民币升值你的优势很快会失去。

主持人：中国发展软件外包产业的一大优势就是人力成本，如今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在快速上升，这对发展软件外包产业是否非常不利？

Sushil Asar：谈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根据印度的经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旦货币升值了，雇佣员工的成本就会上升，企业更愿意雇佣相对成本低一点的员工，这样高成本经验多的员工在市场上就容易找得到。随着高成本人员的供给增多，成本自然会下降，最终会达到一定的平衡。

这是印度的一个经验。公司是非常聪明的，一线城市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后，公司会转到一些二线城市，萨蒂扬在南京也建立了能容纳2500人的全球解决方案中心, 为全球客户端服务。因此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劳动力的成本其实不会对外包有多大的影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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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外包是外包1.0，其实是成本的外包，因为它已经有足够的规模效应，如果我们研究再重复它这种道路，挑战和压力是很大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做了这么多年还没有做出很大的外包公司。现在外包产业已经发生了变化，软件外包2.0是技术外包、人才的外包，如果中国能把握这个机会，其实是非常有希望的。

主持人：谈到外包，美国有流行两个词语：一个是B2B，一个是B2C。B2B的B是印度的班加罗尔，B2C的C就是中国。中国发展软件外包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现在处在哪个发展阶段？跟印度相比，我们的实力如何？

陈立峰：我们公司从1995年开始做外包，算是比较早的。回头看整个行业的发展，我觉得很有感慨。多年前政府有一段时间要推进软件发展，那时大部分的中国软件企业都属于游击队的状态，而政府政策偏重在产品上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公司是否属于软件公司都得不到认可，他们说你们没有自己的软件自主产权。

从这个方面来看，原来的国家偏重在软件产品上的推动，包括办公系统，操作系统，这是一个弯路，软件产品这个机会已经过去了。

软件外包还是属于IT服务行业的大范畴，我把它分成几大阶段：第一阶段从六十年代开始，最初软件与服务是一起的，但为了独立的IT服务商有公平的竞争环境，美国政府要求IBM把服务与软件拆开来，从而诞生了IT服务行业。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主导的模式是客户要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很多中国本土的IT服务公司目前还处于这个阶段，这个模式大概持续到了九十年代。

从九十年代进入第二阶段，出现了以管理咨询来推动的新模式，让IT与业务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个模式持续了大概十年左右。你还可以看到我们的IT行业价值链上的定位，就是把像IBM、Oracle、SAP、Microsoft等技术提供商的知识传递到我们的员工脑袋里面，然后组成行业解决方案交付给客户。

随着技术的成熟，又发展到了第三阶段，以印度公司为代表的高效化与规模化的战略外包和全球交付模式。中国的外包公司大部分还是处于这个模式的起初阶段，包括我们公司在内，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现在要发展到第四阶段了，当初被迫分开软件和服务现在可能又要开始合在一起，但内容与形式完全不一样。

举个例子，我们一个客户是全球比较大的物流公司，我们帮他开发仓库管理软件并运营，然后按每个入库的箱子的个数收费。客户不关心我们用Windows还是Linux还是Websphere。

如果这个模式变成了一个主流模式，不管对IT产品行业还是IT服务行业，将是革命性。可能对Microsoft，Oracle这些产品型公司冲击力更大。相反如果软件公司不转型，在十年就会遇到巨大的麻烦。所以这个对中国公司来说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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