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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柳传志曾在社科院门口卖过运动短裤
http://tech.QQ.com  2009年06月23日09:33   电脑报    我要评论(0)

吴晓波:柳传志曾在社科院门口卖过运动短裤

吴晓波

吴晓波档案:中国最出色的财经作家之一,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著有《大败局》、《穿越玉米地》、《非常营销》、《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大败局2》等。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

电脑报记者 黄旭

话说吴晓波听闻丁磊养猪的消息后,发短信问丁磊:“这事儿真的么?”丁磊回:“兄弟,这事可真有。”吴晓波大笑:“好哥们,你去养猪,我去种菜。”

菜种在哪里?吴晓波自己的小岛上。他10年前在浙江千岛湖买了一座小岛,种了数千棵杨梅。记者采访时,适逢杨梅丰收,吴晓波遂邀约:“走,吃我的放心杨梅去。”

吴晓波希望退休后做回果农。但现在,他除了拥有小岛和几套别墅,10年来还保持每年买房一套的习惯——“即使要站,也要站在富人堆里。”对此,吴晓波说,既非炫耀,更非露富,其实跟财富观有直接关系——如果我是一个很贫穷的人,每天跟这帮富人在一起,吃的是鲍鱼甲鱼,回到家里住三五十平方米的房子,每个月拿2000块钱的工资,怎么能够平和得了?不“革命”怎么行呢?

30年草莽英雄

“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按时上班,走进办公室前他先到传达室拎了一把热水瓶,跟老保安开了几句玩笑……”——这是《激荡三十年》正文的第一句话,很普通的一句话,却轰然开启了中国企业家三十年的激荡风云录。

如同那时的柳传志一样,12岁的吴晓波也想不到自己未来人生图景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10年后,柳传志的联想正飞跃发展,吴晓波则刚从复旦大学毕业,为工作分配问题而烦恼:为了爱情,他必须回杭州。随后,他骑着自行车到新华社浙江分社碰到了好运气。

至此,吴晓波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记者生涯。以记者的身份,从1990年起,吴晓波至少调研、访问了1500多个企业家,与几乎所有国内知名的企业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触。

身为记者,吴晓波看着干部纷纷下海,新公司纷纷成立;看着柳传志、王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看着西湖彩电厂、西泠电器、金松电器从发展到分崩离析;看着爱多VCD、秦池一个个标王诞生,又陨落……这一切,后来都成了吴晓波《大败局》、《激荡三十年》中的宝贵素材。

25岁时,吴晓波成了杭州第一个开专栏的人,1996年,吴晓波开始写书,从此以每年一本的速度,一发而不可收,内容大多与经济有关,模糊许久的理想渐渐清晰起来。

2004年,吴晓波离开新华社。同年,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访问学者。此时的吴晓波,正陷入焦虑之中,为找不到一个好的题材而苦恼。两年前,他写了一本研究中国企业失败案例的《大败局》,一夜之间影响了诸多商业人士。随后,其他书籍虽然都保持了稳定的销量,还是未能企及《大败局》达到的高度。

在哈佛做访问学者期间,他悲哀地发现,竟然没有一份史料可以对美国人介绍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中国的商业思想和脉络到底如何形成的,其经验和教训是什么?”吴晓波感到一件工作必须去做——创作1978年到2008年中国企业史。在MSN上,吴晓波告诉国内的妻子,他决定写一部横跨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企业史。

这是一个枯燥和充满挫败感的过程。“从一开始就很绝望,感觉就像是在大雾中一寸一寸地匍匐前进”。14年记者生涯亲眼目睹、甚至亲身经历的一切,为吴晓波积累了足够多的第一手资料。然而,究竟应以怎样的叙述逻辑来呈现这惊心动魄的30年?

最终,吴晓波选择了编年体,把自己定位于一段历史和一个群体的观察者和记录者。其模本是记录1932年~1972年美国社会历史的《光荣与梦想》,以时间为切割面,通过国有企业、外资和民营经济三股力量的博弈来呈现这30年的中国企业改革进程。明线叙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日新月异,暗线则叙述那些试图冲破制度束缚的企业家。这些人包括鲁冠球、柳传志、张瑞敏、顾雏军等。

这部由众多人物命运和历史细节构筑起来的中国企业史,为中国企业改革30年提供了诸多宝贵细节和资料。比如潘宁用手锤等简陋工具打造出中国第一台冰箱那天,雷雨交加,他一个人冲进大雨中号啕大哭;比如2004年柳传志收购IBM,在北大总裁班上问:“有多少人看好这次并购?”结果只有3个人举手。

对吴晓波而言,《激荡三十年》只是一个开始,写的时候他就发现“很多东西不是30年的产物,中国商业有它内在的血脉。”这个血脉的梳理让他创作了《跌荡100年:中国企业1870-1977》。这仍然不是最终目标,“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的分封制,中国商业的核心逻辑是有脉络可循的……撰写中国2000年商业史是下一个艰巨任务。”吴晓波说。

访谈

柳传志卖裤衩书写了企业发展史

电脑报:应该怎么来看待中国企业家改革30年的发展历程?

吴晓波:我认为自1978年以来,中国企业界有三次创业高潮点,分别是1984年(张瑞敏、柳传志、王石等均在这一年创办企业)、1992年(由邓小平南巡讲话所引发)以及2001年(受互联网经济和中国加入WTO的双重感召)。

我研究的一个结论是,改革开放不是一个有“预谋”的改革,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路该怎么走,结果会怎样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显赫的大型企业,像联想、万科、海尔,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早期时也是一片茫然起步的。张瑞敏在海尔当厂长,他给海尔定的第一条规矩是:不准随地大小便。柳传志去办联想的时候,拿了钱不知道干什么,还被一个外地女人骗走了一部分钱。

我还给你透露一个故事,柳传志曾经在社科院门口卖过运动裤衩。这是属于柳传志的原始积累过程。你现在看到一个伟大公司的诞生和成长,其实都是从一些很草莽的细节和故事中走过来的。这些公司的成长历程和曲折,也是中国公司或者中国经济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过程。在《激荡三十年》中我写道:一群小人物将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将中国历史不可逆转地推向了未来,这是很了不起的。

电脑报:从《大败局》,到《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创作过程最艰难的是哪部,为什么?

吴晓波:创作中最艰难的数《激荡三十年》了,如何描写那段历史、用怎样的体例和主线来记叙、比重怎样分配、如何处理庞杂的历史材料与细节,想明白这些问题,我用了1年多时间。而《大败局》是我的成名作,它采用一种案例集的模式,在当时是一种新颖的组合,并且是一个新颖的视角,但今天看来,它的创作门槛不是很高的。而《跌荡一百年》虽然历史更加悠久,但体例上是《激荡三十年》的延续,因此难度相对较小,只要解决素材问题就行了。

电脑报:对于历史的认知与定性往往一言难尽,那么在你的创作中,是如何体现对商业人物的“全面”评价与“公允”判定?

吴晓波:确实,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可以从很多角度去解读。我曾被问到过一个关于孔祥熙的问题,在《跌荡一百年》中,我更多的是从负面角度来描绘他的,他是民国的“误国首恶”,但问题是,孔祥熙在山西故里太谷也做过很多教育普及工作,对于当地教育作出过贡献啊。因此对这样的人物,我们可以这样看:如果说民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的话,那一定有导致失败的人和力量,孔祥熙就一定是那个人了,因为孔氏在很长时间里是国家的财政首长,一度身兼行政院长、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百年以来,没有人在财经事务上比他权力更大,但他把国家纲常全数败坏,而自己则成为举国首富,因此他是国家主义与官僚资本勾结的一个最恶劣的标本。

我在写作历史时,很少对人有强烈的好恶感,也拒绝用个人的情感来影响理性的判断。但是,孔氏是一个例外。

电脑报:你的作品大多都是精英史,对低层民众的关注是不是太少了?你对你作品的读者是如何定位的?

吴晓波:那你说《史记》是平民史还是精英史?历史是由全民参与的,但书写历史的毕竟是少数人,这不矛盾。我的作品就是记录在商业兴起时代里的特殊族群。我的成功也说明我这条创作道路是可以成功的。

我很庆幸有很多人喜欢看我的书,卖得也不错。畅销书是相对于数量上的概念,我更觉得我的作品是长销书,至少在规划时,我是站在历史价值的角度来思考的,因为我设想:当外国人、50年以后的人要来回顾这段历史时,他该怎么办?这就是我的定位与受众所在。

电脑报:说到成功,在刚结束的一个评选中,你获得了与林毅夫、王石同样的奖项和“中国青年领袖”的评价,你如何看待你对中国经济所作出的贡献?

吴晓波:是,我获得了一些奖项,这是社会对我的认可,但也是对文字工作者的认可。我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始终是一个观察者、记录者,我只希望我能保持一种独立的姿态去研究中国经济。至于被认可的经验,我只想说两点,一是要做好自己的创作规划,二是坚持不懈地写作。冯仑说:伟大是熬出来的,这点对任何人都适用。

中国经济风向标是“猪”

电脑报:你对中国IT历史同样研究颇深。在你看来,你觉得互联网对文艺创作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网络创作有没有可能在未来淘汰掉你这种类型的创作?

吴晓波:互联网是人类智慧的宝库,这我很认同。网络将散落在各处的零碎价值拼在了一起,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它是一个平台,也是一种工具,给我们从事创作者提供的便利难以想象。

未来世界一定是一个电子化的世界,但我认为传统创作依然会存在,只是表现的方式是电子化的,因为类似于财经写作必定需要依托于现实的采访与调查,第一手内容的价值永远存在。

电脑报:问一个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你说自己“即使要站,也要站在富人堆里”,那么你对金钱、财富是什么样的态度?

吴晓波:的确那样,但我的意思是,一个称职的知识分子要思想独立,首先要完成财务上的独立。当年我看《红楼梦》,就在想,曹雪芹一定富贵过,因为没有富贵过的话不可能对财富有这样的态度。财富这个东西,人的天性就很容易仇恨它。知识分子对待财富保持一种很平和的态度,这是很难的。我现在看企业家真的是很平和的——你有1000个亿、100个亿。第一,这跟我没关系;第二,我也不羡慕;第三,我很尊重他们。我写这些企业家,其实跟我的财富观是有关系的——如果我是一个很贫穷的人,每天跟这帮富人在一起,其实心态会很差的。我和他们在外面吃一顿饭,吃的是鲍鱼甲鱼,回到家里住三五十平方米的房子,每个月拿2000块钱的工资,我怎么能够平和得了?我不对你“革命”怎么行呢?

但是我现在尽量不让自己变成一个商人,因为你真正做企业以后,一定会丧失掉很多立场。人都是这样的,一定会捍卫某一个阶层,你要不捍卫他,你就会跟他绝缘,有距离。我蛮喜欢那个当年和萨特搞对立的雷蒙•阿隆,他就是一个“介入的旁观者”。我觉得我们媒体人也要有这样的姿态,就是一个旁观者,但你又不会离他很远。

电脑报:最后一个问题,根据你数十年来对企业的研究,在目前经济大环境不景气的冲击下,中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最应警惕的因素是什么?

吴晓波:经济危机对企业是一次冲击,也是一次机遇。中国制造在亚洲金融风暴时水落石出,而此次危机后,我们最应警惕和思考的,是如何站在未来的角度上思考现在。巴菲特说:我们要去他们要去的地方而不是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我认同这句话,我认为目前中国公司最缺的还是核心竞争力,尤其是技术方面的突破。

电脑报:那在你看来,中国经济是否复苏,该用什么标准去衡量呢?

吴晓波:猪!我的答案永远是猪!当然,不是说丁磊去养的猪。

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全球会不会复苏,要看亚洲;亚洲会不会复苏,要看中国。那么中国会不会复苏,要看什么呢?众说纷纭,有说要看制造业,有说要看外贸,有说要看4万亿投资的成效,还有说要看地产、看股市、看老百姓有没有信心。

其实,正确的答案是,看猪。看猪会不会飞起来。猪曾飞起来过,在2007年。两年前的那次通货膨胀,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猪肉疯了一样地涨。后来,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政策,一个劲地鼓励农民去养猪,养一头补贴100元。可是,到今年,生猪批发价突然跌到了10元/公斤。按现在的价格,一头猪要少掉500元到700元纯利,这意味着,一年前所有响应号召的农民都血本无归了。

前面讲的是生猪养殖方面的情况,可是,猪真的要长上翅膀飞起来,还需要有别的“生长激素”。它是什么呢?那就是货币的流动性过剩。也就是说,飞猪的“头号饲养员”是美联储和中国央行。

[责任编辑:front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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