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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实验的伦理代价:一对双胞胎姐妹分离

2011年09月06日16:12中国青年报杨芳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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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伯纳德实验是一项有关先天重要还是后天重要的科学研究。科学家为了进行这项研究,将双胞胎分离,以跟踪观察。

科学实验的伦理代价:一对双胞胎姐妹分离

双胞胎姐妹(资料图)

科学实验的伦理代价:一对双胞胎姐妹分离

双胞胎姐妹(资料图)

在过去的36年里,葆拉-伯恩斯坦(Paula Bernstein)有关自己最初的印象,始终停留在父亲办公桌上的那幅照片上。

照片上的婴儿裹在一床旧得起球的毛毯里,瘦弱得好比“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

不仅如此,她鞋底还沾满了污垢,据说使用刀片都难以清除。

这幅照片拍摄于1969年。当时的葆拉只有5个月大。据收养机构的医生介绍,这孩子生下来便营养不良,体重只有4.25斤。

除此之外,葆拉几乎再没有自己被收养前,以及有关亲生父母的任何信息。这么多年来,她的身份只是会计伯恩斯坦家的养女。这个家还有祖母、爸妈和哥哥。一家人定居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地区。

葆拉早已习惯了自己被领养的身份。她甚至忘记了第一次被告知真实身份的时间。不经意的一次,电视中的雪儿(Cher)深深吸引住了她,这让她隐约觉得自己和这位明星有某种关联。不错,这位奥斯卡影后和葆拉一样,同样拥有一双迷人的深棕色眼睛。

有谁不对自己的身世好奇呢?或许葆拉的过去,与另一名陌生人有关。在地球上的某个角落,他或者她,或者他们,正从皱巴巴的笔记本,褪色的同学录照片、大学的图书馆,以及浩瀚的网络资源中苦苦寻觅。

只是当事人还一无所知。

寻亲

有关葆拉收养前的一切,除了那张照片外,就是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Louise Wise Services)的档案了。正是这家收养机构,于数十年前将小葆拉交给了伯恩斯坦夫妇。

作为美国最早的分类收养机构,该福利院成立于1916年。创办人路易斯·韦斯是个德高望重的犹太人。他希望借此为本民族的孤儿寻找家庭。

与普通人不同,被领养子女一般拥有两套出生证明,分别是亲生父母、领养父母的姓名和领养时间。然而,并不是每个被领养子女都可以随意查看这套证明的。随着二战后收养高潮的到来,美国大部分地区密封了这些原始资料。在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的所在地纽约州,被收养子女必须向法院提出申请,获准后才能得到相关信息。

2002年秋天,艾莉斯·莎因(Elyse Schein)就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位居住在法国的作家兼电影制片人,也来自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在出生9个月后,她被来自俄克拉马州的莎因夫妇领养。

与远在纽约的葆拉一样,艾莉斯本来并不为自己养女的身份烦心、孤独、迷惑或痛苦。在她眼里,养母林恩·莎因(Lynn Schein)才是“真正的母亲”。

时至今日,艾莉斯还能记得养母坐在梳妆台前,涂上灰色睫毛,准备和父亲外出的样子。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诱人的夏奈尔5号香水的味道。

“她在我6岁时就去世了,”艾莉斯提及此事依然十分惆怅,“但我觉得她永远像白雪公主,在镜子里面默默注视着我。”

死亡的阴影自始至终笼罩着艾莉斯。尤其当年龄逼近33岁——养母林恩就是在这个年龄去世的——一种莫名的紧迫感促使艾莉斯渴望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她从养父马蒂·莎因(Marty Schein)那里得知了收养机构的名称,并向纽约州立收养信息申请处(New York State Adoption Information Registry)提出申请。他们是早就等着上门寻找呢,还是压根儿不愿相见?艾莉斯设想着各种可能,直到半年后得到答复。答复中除了表示路易斯·韦斯之家将尽快处理此事外,还多了张生母基本情况的表格。在国籍和年龄的地方,分别填写着美国和28的字样。

艾莉斯记得自己的第一反应是算出生母大约65岁的年龄,然后便排除了几名候选人。其中包括1960年的潮流偶像伊迪·塞吉维克(Edie Sedgwick)。1967年,伊迪和摇滚歌手鲍勃·迪伦(Bob Sedgwick)传出发生关系的绯闻。第二年的9月份,艾莉斯正好出生了。

巧合的是,艾莉斯本人也在28岁那年首次怀孕。当时她正在布拉格电影电视学院读书。几经平衡,这位单身女性在家庭和学业之间选择了后者。

“我眼前浮现出一个怀孕少女,挣扎在纽约的下层社会,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孩子。”艾莉斯一下子原谅了生母的无奈之举。

至此,这个寻亲的故事也就结束了。从那张语焉不详的表格中,艾莉斯推测出生母并不愿意和自己相认。她搁下这事,回到自己在巴黎闹市区那间10平方米的公寓里,继续过着“波希米亚式”的随性生活。

只有极少情况下,这个36岁的女人,坐在漆黑的电影院里,会幻想自己变成童话里的小鸟。当小鸟奋力钻出蛋壳后,眼前会出现一位面带笑容的母亲。

“你是我妈妈吗?”小鸟问。

“当然,我的宝贝。”鸟妈妈回答。

姐妹

第一次收到回复后的半年,2003年2月,艾莉斯又收到来自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的信函。莫非生母改变了心意?她按捺住激动,在灌了杯啤酒后点燃香烟,这才拆开信封。

艾莉斯首先注意到第三句话中的“双胞胎”字眼。一个自称凯瑟琳·鲍洛斯(Katherine Boros)的女士告诉她:“你出生于中午12时51分,是双胞胎姐妹中年幼的那个。你们的母亲是个28岁的单身犹太人。”

“这些话看上去太不真实了,好像把我的过去和未来都打乱了一样。”艾莉斯呼吸急促地拨通好友让·克劳德(Jean Claude)的手机。

“她只是兴奋地尖叫,不停地说什么我曾经以为自己会一辈子孤单。”克劳德形容女友的异常,“我直起鸡皮疙瘩。”55岁的克劳德向来成熟稳重。即便在街边小摊,他也照样一身西服革履,绅士般地细细品味着比利时特色啤酒。

这回他像孩童般地睁大眼睛。在楼下的酒吧里,俩人把信摊开在木桌上,大声朗读着其中的内容。空荡荡的房间里,时不时传来毫无克制的欢笑。

“上面说,哦,我们的亲生母亲——好奇怪说‘我们’这个词儿——是个高智商的优秀学生,在一所名牌高中里读书。”艾莉斯大声念道。

“她是高智商?”克劳德兴奋地回应道,“这并不奇怪,看看你就知道了!”

“她获得了一所大学的奖学金,却由于情绪不稳定而未能入学。”艾莉斯继续说,“她被诊断出综合性精神分裂症。”

艾莉斯再次被震惊了。因为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读书时,她自己也有过一段情绪低落期。当时读大一的她,不知为何终日无精打采,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我的双胞胎姐姐那时在干嘛?她会不会也觉得孤独无助?”带着一连串的问号,艾莉斯于2004年4月飞往美国,决定到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问个究竟。

就在艾莉斯情绪异常低落的1987年,身处波士顿的大二学生葆拉也感到浑身不舒服。她整夜给朋友打电话,诉说着无尽的空虚。当诉说也不管用后,她便开始暴饮暴食:一大勺土豆泥、好几碗麦片外加数碟炸薯片,这仅仅是一顿午餐。到了晚上,她不断用手指抠着喉咙,吐得到处都是。

这在旁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这位优等生本该享受人生才对。作为韦尔斯利女子学院的学生,葆拉各个方面都出类拔萃。她不仅担任班长,还是校报的主力记者。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觉得前所未有的孤独。”葆拉事后回忆说。

她不由得想起了生母,或许这位从未谋面的女人能够解释一切。根据1983年纽约州出台的法律,收养机构必须向收养人和成年的收养子女提供医疗信息,其中包括遗传疾病、孕期是否吸毒或者服药等等。

一周后,来自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的回信说:“资料显示,你的母亲是个28岁的单身犹太女性。她是二流大学的高材生,读了一年便辍学回家。”负责接待的人猜测,这些异常举动可能是出于青春期的叛逆。

但这段叛逆插曲,并没影响葆拉大学顺利毕业。接下来,她又获得纽约大学电影学硕士学位,并且结婚生子。

重逢

当这位巴黎电影人,也就是艾莉斯的飞机在纽约降落时,葆拉正在位于布鲁克林东村(East Village)的公寓里收拾房间。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和电影批评家,葆拉小部分时间是在家照顾2岁的女儿杰希(Jesse)。2004年4月13日早晨,葆拉陪着杰希上完体操课,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我并不想这样贸然告诉你,”对方说,“但你有个双胞胎姐妹。”

出于当过10多年记者的职业习惯,葆拉下意识地拿出纸笔:“你是谁?”

“凯瑟琳·鲍罗斯。”这位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的收养服务部主任,终于帮助艾莉斯联系上了葆拉。由于葆拉10多年前曾与她们联络过,使得这次寻找无比顺利。

此时,窗外下起了倾盆大雨。葆拉觉得“心口好像压了块木板”,“完全无法呼吸”。她觉得自己这辈子只有过两次这种感觉。另一次是大学二年级的报到日,她从地铁的楼梯摔了下来,头重重地砸在水泥地板上。当急救人员把她放在担架上时,她疼得几乎无法呼吸。

看着记事本上“艾莉斯·莎因”和“巴黎”的字样,葆拉拨通了凯瑟琳的电话。

“你好!”电话里传出和自己几乎相同的声音。

“艾莉斯?”葆拉这才意识到拨错了号码。

经过长达35年的分离,这对从牙牙学语时就没说过话的姐妹,现在开始煲起了电话粥。她们彼此相约第二天在一家具有中东风格的咖啡馆见面。

毫无疑问,双方都紧张极了。

葆拉表示向来不习惯照镜子,尤其是进入发育期脸上长出粉刺后。大多数时候,她只是瞥一眼橱窗玻璃,确定头发是否零乱。但自从知道有个双胞胎妹妹,她无论是刷牙还是抹口红,都要认真打量一番。

“或许我看到艾莉斯就像照镜子一样。”葆拉笑着说。

另一边的艾莉斯则开始观察街上的行人,并根据长相将他们搭配成双胞胎。

“我不断告诉自己要镇静,但还是止不住地兴奋。我有个双胞胎姐姐。”

在咖啡馆的圆桌前,几乎是同一个版本的两个人相遇了。

“你一定是艾莉斯。”姐姐首先打招呼,“我是葆拉。”

没有眼泪,也没有拥抱,这对骨肉只是拘谨地握了握手。

“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始,我们有35年需要弥补。你如何问某人‘我们离开共同居住的子宫后,你做了什么’?”葆拉这样形容初次见面时的尴尬。

她们互相打量着:深棕色的大眼睛,带点俏皮的鼻子,薄薄的嘴唇,纤细的手指——她们的长相完全一样,除了头发颜色和长短不同。

“我们的确是同卵双胞胎。”艾莉斯打破了僵局。她们拥有太多的相同之处:说话时挑动眉毛,喜欢高挑的男生,习惯吮吸中指和食指,对同一种药物过敏,在大学里是女权主义者,爱听乡村女歌手的民谣,甚至童年和同一款名叫“布奇”的棕色泰迪熊睡觉……

在这家咖啡馆里,葆拉经历过无数次重大时刻:和朋友庆祝考上研究生,与丈夫第一次约会,为女儿举办满月派对……

如今,喝着西班牙里奥哈葡萄酒,她和自己失散多年的妹妹在这里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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