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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实验的伦理代价:一对双胞胎姐妹分离

2011年09月06日16:12中国青年报杨芳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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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伯纳德实验是一项有关先天重要还是后天重要的科学研究。科学家为了进行这项研究,将双胞胎分离,以跟踪观察。

调查

她们为什么被活活拆开?

她们的养父母都表示并不知情。克劳德开玩笑说是神秘王室的下一代,姐妹俩猜测是生母的无意之举。但凯瑟琳的一句话让俩人惊呆了:“有关先天重要还是后天重要的科学研究。”

当今天回忆起最初得知真相的情景时,葆拉说:“就像电影中的情节一样,我当时眼泪夺眶而出。”

一周后,她在互联网上试图用“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和“双胞胎”进行搜索。一篇刊登于《纽约日报》的“医生原来知道”的文章映入眼帘。与此同时,艾莉斯也搜索到了内容相同的文字,题为《实验室里的小老鼠》。

与她们姐妹的命运略微不同,这次实验室里的“小老鼠”,是个三胞胎的故事。

1980年秋天,当19岁的罗伯特-沙夫兰(Robert Shafran)走进纽约一家专科学校时,意外地发现很多人向他打招呼,称他为艾迪(Eddy)。

最初他以为这可能是恶作剧,直到艾迪-格兰德(Eddy Galland)出现。他们出生于同一天、同一个地方,都来自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更奇怪的是,兄弟俩都是摔跤手,常抽万宝路牌香烟,智力水平都是148。

当这个感人的故事被媒体披露后,大学生大卫-科尔曼(David Kellman)仿佛中邪了。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一模一样的自己。原来,他是第三个孩子。

这篇发表于1997年的报道,揭出一个惊人的秘密:将这些双胞胎或多胞婴儿分开的建议,来自维奥拉-伯纳德(Viola Bernard)。这位路易斯-韦斯收养之家的精神病学顾问认为,多胞胎能够从分别收养的环境中受益。在她看来,这种做法无疑是双赢的局面:一方面,多胞胎可以各自建立属于自己的个性;另一方面,领养人也可以减轻负担。

他的支持者还包括当时的美国儿童发展中心主席彼得-纽鲍尔(Peter Neubauer)。从上世纪中叶起,这两家机构就此展开合作,并得到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的资金支持。一家澳大利亚出版的多胞胎研究刊物显示,这项研究涉及5对双胞胎和一对三胞胎,一共13个孤儿。

在伯纳德的论文目录里,葆拉发现了题为《儿童发展中心双胞胎分离的研究(1953~1997)》的文章。为了避免给当事人带来不便,这些数据被密封在耶鲁大学图书馆,直到2066年才能够公布。

“想想我们的资料竟被存在某地的文件柜里,这太可恶了。”葆拉说。

从报纸上,这对双胞胎姐妹找到了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克鲁格曼(Krugman)医生。这位医生承认当时有人曾反对过伯纳德实验,但似乎并不是出于伦理考虑。一位路易斯-韦斯的员工说:“分开双胞胎——我可不干,他们之间神秘的关系非常强烈。”

“作为科学家,我究竟应该坚持什么?”克鲁格曼似乎并不为此感到羞耻。

彼得-纽鲍尔也拒绝对此发表评论。当葆拉拨通他的电话时,一个东欧口音回答:“我很忙。”然后匆匆挂断了电话。

对此,艾莉斯幽默地比喻:“好像他是个邪恶的科学家,而我们是实验室的小老鼠,现在来找他报仇似的。”

有关这项研究的秘密,一经披露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哥伦比亚新闻公司的《周日早间新闻》栏目以《以科学的名义将双胞胎分开》为题进行报道。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则播出了题为《每个人都应得到尊重》的广播故事。

遗传学家托马斯-鲍查得(Thomas Bouchard)评价伯纳德和纽鲍尔“几乎可以说是魔鬼”。同样作为双胞胎研究专家,他只是将孩子们带到实验室。在一周的时间内,安排他们住在不同的房间里,回答上万个同样的问题。通过对比分析,然后得出结论。

“没有人有资格,无论用什么借口,剥夺别人的幸福。”托马斯补充道。

斯本斯·查平收养之家的退休主席也表示:“我们从不这样做。”这是美国最大的收养机构之一。

获得普利策图书奖《双胞胎:谁能告诉我们,我们是谁》一书的作者劳伦斯·赖特(Lawrence Wright)统计,全世界大约有不到300对失散的双胞胎最终重逢。与葆拉姐妹不同,他们大多数被亲戚分别收养,并知道对方的存在。

据了解,如今大多数收养机构被禁止分离双胞胎。

分歧

消息很快传开了。

周围的许多朋友恭喜姐妹俩终于重逢。“这可比彩票中大奖还幸运。”葆拉的侄子也是个养子,他嫉妒地说,“真不公平,我也想有个双胞胎。”

相比之下,伯恩斯坦夫妇和莎因夫妇反应更大。2004年9月,当他们在葆拉的公寓相见时,好比失散多年的亲戚,一下子拥抱在一起。葆拉的母亲开始号啕大哭。

“我的天啊,”艾莉斯的父亲盯着葆拉惊呼道,“你看起来和艾莉斯高中的时候一模一样。这真是不可思议!”他还开玩笑说,如果当初领养了葆拉,或许现在已经荣升外公了。

在各式各样的假设中,最多的假设莫过于“如果你的家庭收养了我,我会变成你吗?”答案最终是否定的,因为姐妹俩逐渐发现了彼此的分歧:一个喜欢自由,一个向往稳定;一个抱定独身主义,一个拥有幸福的家庭。

最激烈的一次矛盾爆发源于约见律师。当艾莉斯与葆拉商量咨询内容时,葆拉的回答让她大吃一惊。

“我想知道凯瑟琳未经我允许,就帮助你联系亲属,这种行为是否合法?”

“什么?难道不应该是路易斯·韦斯之家私自把我们分开是否合法吗?”

“我很生气凯瑟琳告诉我你的存在。”“难道你希望我从未找过你?”

葆拉迟疑了,轻轻地说:“不管怎样,那都是过去了。”

葆拉事后坦言,自己并不喜欢沉溺于往事。在丈夫入睡后,她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我和艾莉斯从小共同长大,我肯定不会那么孤独无助。但我还是有些难以接受,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个我的存在。”

艾莉斯联想起7岁那年全家到海滨度假。一个大浪把她卷入海中,吞下好多水,以至于无法呼吸。“当时我的心情就是那样,十分痛苦。”

但毕竟血浓于水。姐妹俩最终在一部电影中达成和解。通过艾莉斯导演的这部电影,葆拉意识到妹妹的生活方式并非难以接受。现在,她深深为艾莉斯的才华感到自豪。

当记者致信葆拉,询问两姐妹是否依然存在争执时,她给了“几乎没有”的答案。

“当我们相遇时,我的头发短些,颜色浅些。现在变长了,也重新染色了。与此同时,艾莉斯的头发又剪断了。所以我们的头发变得一模一样了。”葆拉解释说,“我们不像最初见面时那么介意一些东西了。”

母亲

眼下,这个拼图游戏上最大的空白就是母亲了。通过一位路易斯-韦斯之家的老员工,葆拉找到了她们出生28天后,在麦格太太家的档案记录。其中的葆拉被称为让,艾莉斯叫玛瑞安(Marian)。

档案记录中写道:“麦格太太显然在悉心照料这对双胞胎。她甚至能辨认出两者的区别,体重、面部表情和胎记等各个方面。她还注意到让比玛瑞安更为活泼,醒得早,哭得更大声、时间更长。虽然她更喜欢让,但她尽量平等对待每个孩子。”

麦格太太现在在哪儿?她是否知道路易斯·韦斯之家无权泄漏她的真实姓名?这对双胞胎姐妹不由地叹息:居住在纽约的麦格太太何止成千上万,哪一个才是她们要找的麦格太太?她们抱着最后的希望发出最后一封信,试图探询有关生母的点滴信息。

2006年5月,在葆拉生下第二个女儿不久,姐妹俩收到以下回复:

“当你们出生时,你们的母亲在一家州立精神病院住院。在之前的1968年6月24日,她有过一次自杀行为。随后被诊断出精神病性疾病,开始服用治疗药物奋乃静。据说她是个膀大腰圆的女人,拥有棕色的头发和眼睛,牙齿不是很好。由于她当时精神混乱,并不知道你们的父亲是谁。”

这和姐妹俩的猜想完全吻合。“我一直觉得她肯定是个大个头。”葆拉笑着说,“现在听起来好像是个狼外婆。”

下一步就是查询母亲的名字了。通过犹太家庭及儿童服务局(Jewish Board of Family and Children's Services),这对双胞胎了解有两个选择。

其一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健康科学图书馆。1998年伯纳德去世后,她把个人信件和文档捐到这里。有关儿童发展中心的双胞胎研究,被放在3个128.5升容量的盒子里。然而只有等到2021年1月1日才能对外开放。

还有一个办法是到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在位于地下的宗谱室里,有两大本1968年纽约新生儿的全部记录。

这对姐妹选择了后者。葆拉从字母A查起,艾莉斯寻找9月13日在长岛出生的所有女婴。可惜5个小时过去了,她们一无所获。

一周后,两人再度来到图书馆,终于在厚达1076页的记录里,找到了母亲的名字:让-维特(Jean Witt)。坐在图书馆的台阶上,艾莉斯含着泪说:“我找了妈妈两年,现在终于找到了。”

葆拉望着只有一街之隔的林肯大厦说:“我爸爸曾经在那里工作,我去看过他无数次。谁能想到我曾经这样接近身世。”

真相

幸福似乎就在眼前。通过互联网,葆拉开始查找维特家族。鉴于路易斯-韦斯之家曾透露母亲的父兄都担任律师,她们将目标锁定为大卫-维特(David Witt)。

这个犹太人出生于1936年,比生母大3岁,同时还有个律师父亲。不过资料显示他是家中的独子。难道维特家族不愿意承认未婚先孕的女儿,还是那个女儿早已离开人世?

这些疑问并没有得到大卫-维特的解答。他在电话里冷冷地回答:“对你我没什么可说的。”

姐妹俩揣测:他究竟是不是舅舅,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这种态度?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不直接说打错了?他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我认为如此。”葆拉说。艾莉斯也同意:“这极有可能。”

她们开始行动。先是给大卫-维特写了封信,再三表示决无恶意。接着她们找了名私家侦探,开始打探有关生母的消息。

葆拉坦言并不打算约见生母,只是希望了解她的现状,“无论她在20年里搬过47次家,还是永远住在同一间房子里;无论她从未结婚,还是生过其他孩子”。

私家侦探首先有了消息。让-维特的真实姓名叫丽达-维特(Leda Witt),已于1978年去世。此外还找到一张丽达高中时的毕业照片:一个留着厚厚卷发的女孩儿,活泼开朗地笑着。

有关生母模糊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尤其在2006年年底维特舅舅的到访之后。他并没有多言自己的态度为何转变,只是相约在曼哈顿阿姆斯特丹大道的第77街见面。据说,这是丽达·维特出生的地方。

维特舅舅彬彬有礼,却有些紧张。他的臂膀在颤抖,而且一言不发。

他领着外甥女在街角打转,依旧一言不发。

终于,这位身穿条纹牛津衬衫的老人指着一栋楼房说:“这是丽达生长的地方。”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也是她度过最后岁月的地方。”

在这位哥哥的描述中,妹妹丽达生病前是个活泼、开朗和聪明的好学生。她的爱好是绘画,虽然水平一般。身为犹太人,她很少参加犹太教的聚会。同样的,她也没有告诉大卫孩子的生父是谁。

告别之前,这个舅舅喊住了转身走远的双胞胎姐妹,高声说:“她是个好人。”

就像不断更新的电脑技术,葆拉有关过去的印象似乎一下子从一张照片,扩展到无数个故事。2007年,她和艾莉斯把这些经历集结成书,取名为《最熟悉的陌生人——对双胞胎分离又重聚的回忆》。

这本书先后登上《读者文摘》、《连线》等杂志的推荐书目,并被冠以“又酸又甜的回忆”和“令人震撼的故事”等评语。据出版商介绍,这本自述体书籍已经翻译成法语和荷兰语,还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发行。

如今,这对姐妹住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同一条街道上。当艾莉斯坐在阳台上读书时,抬眼便可以看到葆拉和女儿在草坪上玩捉迷藏游戏。有时候夜晚,两人穿上宽大的睡衣,喝着草本饮料,坐在露台上聊天。

“很难说我们的未来如何,那确实是未知领域。”艾莉斯说,“自从找到了葆拉,我觉得失去的所有又回来了。”

几天前,姐妹俩正在美国、荷兰和比利时旅行。她们计划把无辜失去的35年光阴一点一滴补回来。

住在一家乡村旅店里,葆拉给记者回信说:“我现在深切领会到姐妹的含义。希望远在天国的妈妈能够知道,你的女儿们相处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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